自闭症研究中心(arc)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事发当天凯特·华纳医生醒来的时候感到一阵恐慌:有什么人在房间里。她努力想睁开眼睛,可怎么也睁不开。她感觉昏昏沉沉的,简直像是被谁下了迷药。空气里有一股霉味——地下室的味道。她略微转动一下身体,就浑身作痛。身下的床铺——也许是沙发——好硬,肯定不是她在雅加达市中心公寓第19层的住房里的那张床。我在哪儿?她听到房间里另一个人发出的轻轻的脚步声,好像是网球鞋踩在地毯上发出的。“凯特?”一个男人小声说,大概在试探她是不是醒着。凯特设法把眼睛张开了一条缝。上面有几缕微弱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间漏下来。百叶窗是金属的,横遮着一扇扇狭长的窗户。角落里,一个频闪灯一两秒钟就闪一下,光线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,仿佛是一部相机在不停地开着闪光灯拍摄照片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,迅速坐起身来,这才第一次看到那个男人。他往后缩了一下,什么东西“哐当”一下掉了下去,一些棕色的液体泼在了地上。那是本·安德森,她的实验室助手。“老天啊,凯特。抱歉,我还以为……如果你起来了,你会想喝点咖啡的。”他弯下腰收拾起摔碎了的咖啡杯残骸,凑近些看了她一眼之后,本说:“我无意冒犯,但凯特,你看起来状况糟透了。”他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,“请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。”凯特揉了揉她的眼睛,觉得脑子清醒了一点儿,也想起了她身在何处。过去五天里她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,几乎完全没休息过。在这之前她的研究赞助人给她打来了电话:马上就要结果,什么结果都行,否则就取消赞助,这次不接受任何借口。她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她自闭症研究团队里的任何人。没理由让他们一起烦心。要么她得到某些结果,那么他们的研究继续;要么她没得出结果,那么大家就解散回家。“咖啡?听起来很不错,本。谢谢。”男人走出面包车,拉下他的黑色面罩:“在里面只能用刀子,开枪会引人注意的。”他的助手,一个女人,点点头,也拉下了面罩。男人戴着手套的手朝着门口伸过去,但随即又停住了:“你确定警报关了?”“是啊。呃,我切断了外面的线路,但里面有可能还在响。”“什么?”他摇了摇头,“天哪!可能现在它们就正在响呢。我们快点吧。”他猛地推开门,冲了进去。门上的一个标志牌上写着:自闭症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入口本带回来一杯新冲的咖啡,凯特对他道了声谢。他扑通一下,坐到了她桌子对面的椅子里:“你这样工作会把你自己累死的。我知道你之前四个晚上都在这里过夜。还有那些保密措施:禁止任何人进入实验室,藏起了你的笔记,缄口不谈arc-247。我不是唯一在担心的人。”凯特啜了一口咖啡。在雅加达搞临床项目相当困难,但在这爪哇岛上的工作也有些亮点,其中之一就是这里的咖啡。她不能告诉本她在实验室里做什么,至少现在还不能。也许会毫无结果,到时候,他们几乎可以肯定是全都要失业的。把他也卷进来只会让他成为潜在犯罪的帮凶。凯特朝房间角落里闪烁着的装置点点头:“那个频闪灯是干吗的?”本回头看着那玩意儿:“不清楚。我想,也许是个报警器。”“火警?”“不是。我来的时候巡视了一圈,到处都没着火。我正想再彻底检查一遍,就发现你的门开着。”本把手伸进一个纸板箱,她的办公室里堆着一打这东西,他匆匆翻看了几个嵌在框子里的证书,“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挂起来?”“我没想到这点。”把证书挂起来不是凯特的风格,即便是,她要挂给谁看?凯特是组里唯一的研究员和医师,其他所有的研究团队成员都知道她的履历。他们不接待访客,会看到她办公室的人除了他们以外,只有照顾项目中的自闭症患儿们的24名工作人员。他们也许会觉得斯坦福和约翰·霍普金斯是人名,或许是死了很久的亲戚,而那些证书是他们的出生证明。“要是我从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的话,我早就把它挂得高高的啦。”本小心翼翼地把证书放回了箱子里,继续在箱子里翻找。凯特喝光了最后一滴咖啡:“嗯?”她递出杯子,“我可以把它卖给你啊,再来一杯咖啡就行。”“这是不是说现在我可以给你发令下单了啊?”“别乐昏了头啊。”凯特对着离开房间的本说。她站起身来,扭动着百叶窗的硬塑料控制杆。新的视野里,是一圈围着他们的房子像锁链似的篱笆,远处是雅加达那拥挤的街道。此刻正值早上上班的通勤高峰。公共汽车和轿车蠕动着前行,摩托车在它们之间狭小的空间中钻来钻去。自行车和行人挤满了人行道上的每一寸土地。她以前还以为旧金山的交通状况就够糟了呢。除了交通状况还有别的,雅加达至今仍让她感到如此陌生。这里不是家园,大概永远也不会是。四年前,凯特想搬家,搬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好,只要是旧金山之外的地方。马丁·格雷,她的养父,对她说:“雅加达……对于继续你的研究是个合适的地方,还有……那里也适合你重新开始生活。”他还说了些时间会治愈所有创伤之类的话。可现在她缺的就是时间。她转身回到桌旁,开始清理本拿出来的照片。她看到一张有些褪色的照片时停了下来,上面是一间宽阔的舞蹈室,铺着橡木地板。这怎么会跟她的工作用品混在一起?这是唯一的她童年时代在西柏林家里的照片,那儿就在蒂尔加腾街边上。凯特几乎想不起那栋三层楼的大房子的样子了。在她的记忆里,那儿感觉更像是一栋外国使馆,或者是来自于另一个时代的宏伟遗迹,一座城堡。一座空荡荡的城堡。凯特的母亲死于难产,而她的父亲,尽管爱她,却很少在家。凯特努力想在心目中勾画出他的模样,但却做不到。记忆里只有一些碎片,关于一次散步的,那是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,他带她出去。她还记得,自己的手在他的手里显得多么小,那时候她感到多么安全。他们沿着蒂尔加腾街一路走去,一直走到柏林墙。那儿的场面让人心酸:许多家庭都在那里摆放着花圈和照片,希冀着、祈祷着这堵墙会倒掉,他们亲爱的人会回来。此外,别的记忆都是他离去和归来的瞬间,回来的时候常带着些来自远方的小饰品。房子里的工作人员尽力填补她的空虚。他们都很关心她,但大概还是冷淡了点。管家的名字叫什么来着?还有那个和她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在顶层的家庭教师呢?她教会了凯特德语。凯特至今仍然能说德语,但她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了。她六岁之前的生命里只有一个清晰的记忆,在那个夜里,马丁走进她的舞蹈室,关上音乐,告诉她,她的父亲没回来——再也不会回来了——而她以后要跟马丁一起生活。她真希望她能抹掉那段记忆,连同之后13年的一切一并忘记。她跟马丁一起搬到了美国,但他总是从一次探险奔赴另一次,居住的城市换了一个又一个,她也从一所寄宿学校被送到另一所。而任何一处都不曾让她有家的感觉。让她感到最像真正的家的地方,就是实验室。除了睡觉之外,她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这里度过。离开旧金山之后,她将自己的全身心完全投入到工作里。这最初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,一种求生机制,如今则已成了日常的生活方式。研究队伍成了她的家人,研究的对象就是她的孩子们。可现在这些都要离她而去了。她必须集中精神,所以她需要更多的咖啡。她把照片堆从桌上推落到下面的箱子里。本去哪儿了?凯特走出去,沿着过道一路走向员工厨房,没人。她检查了一下咖啡罐,没咖啡了。这里的频闪灯也在闪烁。有什么地方不对头。“本?”凯特叫道。别的研究人员几个小时内还都不会过来。他们在遵守时间表这点上做得够呛,但他们的工作做得不错。比起时间,凯特更在意工作成果。她摸索着进入了研究所侧翼,这里是一个大规模的洁净实验室,周围环绕着一系列储藏室和办公室。凯特和她的团队在实验室里操作逆转录病毒,希望基因疗法能治愈自闭症。她透过玻璃往里窥视,本不在实验室里。早上这个时候,这栋房子有些让人毛骨悚然。空旷,寂静,并非全黑,可也不亮。阳光从两边房间的窗户洒进走道里,光束的边缘清晰,就像某些科幻片里搜索物件的光束,在搜索着生命信号。凯特在洞穴般的研究所侧翼徘徊,脚步声的回音显得很响。在雅加达明亮的阳光中,她往每个房间都瞥上一眼,全都是空的。还没找过的只有居住区了——研究项目中大约一百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住房、厨房和辅助设施。凯特听到远处传来另一个脚步声,比她的更快些——是跑步声。她加快了脚步,迎向对方。她刚转过前面的拐角,本就冒了出来,抓住她的胳膊,“凯特!跟我来,快!”